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 …… [ 展开全部 ]
  • 作者:查建英 主编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定价:38.00元
  • ISBN:7108024128
位置。现在不同了,可二十年前我很自然会惊讶: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发生的事倒好像暴动成功,一个个都认为自己成了。
查建英:是啊,八十年代中期我在纽约上学,遇到过国内作家代表团的人,的确气派非凡,进出都有翻译、向导,被华人文艺爱好者们簇拥着,好不威风,其实有点像生活在暖水瓶里,走到哪里都是恒温,他完全不知道外面天气如何。你出来早,又是个人身份,心态不一样。后来出国的,特别有些在中国已经干了一番事业
成了人物的,他会有民族文化代表的感觉,容易自我膨胀,这个索拉谈了不少,她对这些有很深的反省,现在回头来看那种心态特别滑稽。
陈丹青:我出国时大家摆酒席送行,有哥儿们站起来祝酒:丹青,你出去了!要做李政道杨振宁,要做贝聿铭…我心下吃惊:原来是这思路?!你相信吗?我那时就讨厌中国诺贝尔奖得主,讨厌这类思路。我们有奖主,我们有爱国主义,中国人的意识到了爱国主义,到了“国际承认”,就到了顶了—赤裸裸的事功主义,抱大腿,找虎皮,认同权力我们有萨哈罗夫那样的人物吗?
我想阿城跟我近似。我俩出来前,他写了《棋王》,我画了《西藏组画》,没觉得多了不起,彼此不谈这些。在中国我被告知:操,你牛逼。可我没觉得牛逼,在我记忆中我一直是个愤青,毫无必要地留着长头发……阿城一直很冷静。王安忆也还真实,那回来美国显然对她冲击很大,回去后发表了很长的《旅美日记》,好像在《钟山》杂志连载。
查建英:你是说她一九八三年那次回去?
陈丹青:对。据说访美对她影响非常大,就是completely lost
查建英:说明她非常敏感。
陈丹青:然后很久才缓过来。大约过了一年吧,重新写作,写安徽发大水,《小鲍庄》,她认为又找到一出发点。在我看来,不少敏感的艺术家出国后似乎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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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0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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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英:那你是个例外。八十年代很多人,不论什么岁数的,当年有点像在那里发一种集体青春狂热症——当然这样说挺损的,那种热情其实挺可爱、挺让人怀念的,但你确实不能说它是成熟的。有些像是长期压抑之后迟到的青春期,那种浪漫真是很炽热的。那时候的许多小说读起来也像青春文学,虽然作者也都是中年人了。追溯回去,这与他整个知识构成阶段接触的东西有关,从学校到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是把大人当小孩儿教,施行简单的意识形态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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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19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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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你也参加了《今天》在海外复刊时的活动,很多情况你是知道的。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在经历最初的震惊后,我们意识到,国内外的中国作家应该有个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园地。当然,在海外办刊物困难重重,根本不可能有当年那种“揭竿而起”的效应。从办刊方针来看,新《今天》和老《今天》还是一脉相承的,坚持文学的“先锋性”,抗拒成为任何话语的工具。我们在一九九一年在爱荷华开会后,做了重大调整,办得更开放,使《今天》成为一份独一无二的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刊物。打个比方,如果说老《今天》是在荒地上播种,那么新《今天》就是为了明天的饥荒保存种子。在孤悬海外缺少资金缺少读者群的困境中,我们必须学会忍受寂寞。
查建英:回首八十年代中国,不难看出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人们对诗的激情与热爱达到了一个顶峰,诗真正成为时代心声的载体。但那也是一个短暂的特殊时期:政治上相对开放,经济中心的时代尚未到来。而在后来开始商业化的中国,以及美国这样稳定的商业社会,诗歌和诗人的角色和命运就很不同了。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才是正常的社会。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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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20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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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不错,是这样。可是你想,除了种种时尚,还有其他什么值得让他们看重?商业文化一定是奏效的,在西方也一样。但至少这代人摆脱了前几代人的一个模式,就是集体思维。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理性,相对真实,不太给你一个幻觉,虽然有消费文化的欺骗性,但比起我们这代曾经被愚弄的骗局、大虚伪,毕竟真实多了。如果这一代青年有人追求文化的价值,他会比较清楚自己的位置,不至于太夸张……不过也许我在胡说,现在还看不清这代人
查建英:那历史记忆呢?你不觉得是个严重的问题吗?
陈丹青:当然严重。他们这代人缺乏的就是历史记忆,但不能怪他们,是历史造的孽:他们连体制灌输的那种历史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而我们的历史记忆太多,又严重失实,数不清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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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09-29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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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两种人同样很需要:一种是建立精神的标杆纯粹理想性质,不管你社会如何变,我都坚持自己的理念与立场,用我的眼光和趣味来衡量一切。没有这种毫不妥协的追求,社会发展缺乏方向感;但反过来,只有这些,缺乏可操作性,社会没办法正常运作。因此,那些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承担起改造中国重任的人物,同样值得尊敬。如果不避以偏概全的话,这大概是人文、社科两类学者所应该承担的不同责任。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风气的变化,比如转向具体问题,转向社会实践,转向制度性建设等,跟社会科学的崛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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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0-15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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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其实中国只有摇滚乐现象,根本没有摇滚乐文化。美国一个普通人每月消费在摇滚乐上的钱,包括去酒吧听音乐、买唱盘、去音乐会,可能是八十元,可能更多。我们呢,也许是一块钱。有钱人都去泡卡拉OK了。你怎么比?我们这里一个摇滚乐队,每周排练好几次,非常辛苦,演出一场,能挣杯啤酒钱就不错了,连回家打车的钱都挣不到!我们有摇滚乐评,因为中国人看杂志上的乐评但不看演出!可是乐评人又为音乐家做了什么?真正的问题,文化政策的问题,他们全都回避掉了!记者们都在拿红包,你不塞钱他就不说你好话。所有的主编都知道有偿新闻的现象,但完全熟视无睹。现在的新人类不是觉得自己很有自我、很有个性吗?但他们敢碰真正的问题吗?整个媒体根本不敢触及体制的问题、文化政策的问题,不敢撞这个南墙!其实南墙后面是一片光明。我认为中国摇滚乐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年轻的摇滚音乐人,可是他们不仅一直遭受封杀,而且流行音乐界太腐败了,从媒体、唱片公司、代理人到乐评人,往往是羊毛出在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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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1-03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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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把晚清以来中西文化论争的问题,全部都重述了一遍。但我们是希望把它带到现代西学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来重新谈这个问题。而西学里面当然就引入了西方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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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18-10-18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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