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讨论“地域文化”叙述框架如何在晚清到民国年间形成的历史过程。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的表达,着重从历史叙述、种族血统、学术传承、方言写作、地方民俗等方面去发挥,这些范 …… [ 展开全部 ]
  • 作者:程美宝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定价:24.80
  • ISBN:7108024411
由这些文人的经历及其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建树,我们意识到“文化”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客观存在,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一种观念。由此,我们有必要对从民国至今被读书人以至研究者们视为毋庸置疑的“地方文化”的意涵重
新做一点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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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由于什么才是文化,或什么才算是“某地文化”,就正如“广东文物”展览会和一切展览会一样,都是一个经过选取的结果,那么,一时一地的观念和习俗,在经过筛选之后,多少会反映出一套普遍的准则。广东文化之所以是“广东的”,自然有其独特性,但什么才是“文化”,则不免又是指那些具备某种共同性的事物;“广东”是独特的,“文化”却是具有共性的。对于逻辑上的这个矛盾,简又文并没有忽略,因此,他做出以下的调和:
但二千年来广东向为中国之一部,广东人亦皆中国人,广东文化亦素来是与全国一贯一致都属于一个大系统的,不是囿于一隅或离开汉族传统的。因此我们虽因简便而言“广东的文化”,其实应该说“中国文化在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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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关“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的讨论,和地方文化观念的形成又有何关系呢?本书的讨论将力图说明,“土大夫”或“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定义,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地方文化的定义,他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标榜,往往不是表彰地方文化本身,而是要显示地方文化如何代表他们的水平,如何体现国家文化。笔者也试图进一步论证,中国国家、省籍和族群身份的表述,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有意识的表述,并且越趋标准化。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标准化的趋势,是因为建构这套表述的文人,不管属于哪一个地方,不论出自哪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对自身和对中国的观感,都大同小异。他们都是在同一个中国文化的框框里,表述自己的地方认同。正如孔迈隆( Myron Cohen)所言:“中国的传统精英都是文化买办,他们在社会取得崇高的地位,是因为他们符合了全国所接受的某套标准,同时也为地方文化所承认。”列文森( Joseph Levenson)也说,读书人以本地书院的成就自豪,是因为书院反映了当地读书人的水平,能与全国的知识界并驾齐驱。钱穆的见解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

在国外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认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太重,中国人的地方主义使他们容易受国家政权的控制。事实上,中国人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正是中国人民对宗教和国家权力绝对化的反抗。一个国家的力量和一个文化的广度取决于人民对其乡土和家庭的眷恋。……过去这种社会产生了士人——乡绅、文人、解释价值观念的领袖。他们是人民和国家之间的沟通者。

士人文化统一了帝国的各族人民,并在他们各自的社区身上加上了一种思想意识——“礼”。只要他们的风俗习惯能被解释成符合于“礼”,他们就能被帝国所容忍和接受,这样也就达到了安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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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阐发一个地方的文化,最常见的手段莫过于阐述这个地方的历史。不过在中国,历代地方史的叙述,所强调的与其说是“地方”的历史,不如说是“国家”的存在如何在地方上得到体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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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佐通过编撰地方文献,比较成体系地建立起有关广东地方历史的解释,标志着在本地成长起来的读书人对本地历史和文化的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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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估计,这些出版物的读者对象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平民百姓,我们也可以估计,由于这类书籍质量低劣,公共图书馆大多不予收藏,私人藏书家也往往不屑,因此目前传世者已经不多,当时在民间流传的品种和数目一定远比我们今天仍能眼见之数多。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往往以化名出现,出版时地不详,我们很难像利用官方或士大夫写作的文献一样,对它们做出系统的著录和考订,但它们却是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地方文化观的表述的重要线索。皇帝、天下、地方荣耀等观念,往往通过这些以方言撰写,以本地读者为对象的文献,再通过那些粗通文字的平民百姓的口头转述,在广大百姓中传播。我们也不应忽略口述传统和书写传统之间复杂的互动,饱读诗书的士大夫和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实际上共享着个十分类似的文化认同的议程。在文化认同这个间题上,用以划分“精英”和“平民”的“阶级”或“阶层”理论,就似乎不是十分有效的分析工具了。
蔡小妖 //文化的认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献的传播。不同阶层,所接触到的文本的类型、层次不一样,但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途径却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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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梁启超的言论虽然因为得到不断的印制传播而流芳百世,但其影响却不一定比编纂乡土教科书的地方读书人大。从有限的资料所见,乡土教科书的编纂在民国时期不是在地方上从事具体的中小学教育工作,就是担当校长或县议员一类的公职。这一层知识分子是统治当局和具有全国性地位的思想领袖所传达的信息的守门人(gate- keeper),许多政治和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和诠释,才传递给广大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或乡民的。在编辑乡土志或乡土教科书时,他们用的材料或许陈旧,但他们一方面需要回应政府从上而下的新政,另一方面经过官方和民间传播各种新的教育、政治、社会和经济观念的耳濡目染,自然会结合自己对地方情况的认识和观感,把旧材料加以重新组合和发展。笔者在本书第五章将会论证的是,清末民初的地方读书人所编撰的乡土教科书,为“国家”和“乡土”填充了他们认为应该填充的材料,而到了使用这些乡土教科书教育出来的一代以及他们的后辈,“国家”和“乡土”已经变成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客观存在的实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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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的讨论可见,长期以来,粤语写作大多运用在歌册或戏曲等说唱文体上,地位自不可与文言甚或北方白话同日而语。不过,由于18世纪以后西方人士陆续进入广东地区,尤其是19世纪基督教在广东地区传教日广,自19世纪中期伊始,大量运用广东及其他方言编书写文章的动力不是来自广东人自己,而是西方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一般相信,到不同的地方传教,应该尽量使用当地的方言,才能最有效地把上帝的信息传达给世人,此信念尤以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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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广东士子中,推动白话写作最著名者莫过于黄遵宪与梁启超。黄遵宪是客家人,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主要成员。黄遵宪著名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在他以客语和文言写作的诗歌和儿歌的实验中得到落实,更成为入民国以后推动白话文运动者沿用的口号。至于梁启超,则特别推崇白话小说,认为是影响群众的利器。梁别出心裁试验着“新民体”
种结合浅白的文言、日语及其他外来语的文体,以便向广大读者灌输新思想新知识。不过,在光绪皇帝跟前道起官话来满口广东腔的梁启超,并没有在他的“新民体”里注入任何粵语的元素,尽管他曾经用粵语创作过一些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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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说明不了粵语的社会地位的。从上述讨论可见,粤语写作始终离不开娱乐、传道、教育妇孺的范围。尽管在很多场合里,粤语文本在家庭或乡村生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在中国人包括广东人的心目中,粤语写作的地位是属于边缘的,此尤以读书人为甚。中国方言繁杂,政府要达致有效的统治,必须发展出一套超越任何方言的行政语言,并为各地官僚和读书人所运用和接受。读书人也借靠着对这套语言的娴熟,表现出其对于政府以至国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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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学海堂学者致力研究南汉历史的现象,麦哲维(steven miles)指出,此举除了表达了广东学人对本地文化历史的推崇之外,也显示他们借着这类课题的研究表现自己考据的功力。[1]曾钊(17931854)重新刊刻汉、晋、宋代省内外学者有关南方的记载。[2]谭莹(1800-1871)在行商伍崇曜的资助下,编纂了《粵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以及经过三十多年才完成的《岭南遗书》;[3]又为另一行商潘仕成将其私藏的善本编辑成《海山仙馆丛书》。[4]这些出版物收集了自宋以来广东文人的著作,丰富了广东文化的积累。这类印刷数量有限,商业价值不高的地方文化出版事业,如果没有商人的资助和高官的荫庇,自然难成其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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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学海堂实际上是晚清广东的政治中心。谁被委任为学海堂学长,其学术取向和成就固然是重要条件,但其政治立场和在地方上有可能得到的支持,也不容忽视。全国所认同的学术标准固然是决定谁足以为广东文化的发言人的基础,但广东的内部政治,对于如何定义当代和以后的广东文化,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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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之后,学海堂虽然仍然享有相当的政治地位,但其学术文化地位却渐见褪色。光绪七年(1881)陈澧去世之后,在广东文化史的论述上,学海堂的学长和弟子便没有一个享有陈澧的声誉。这固然可能是后来者的学术成就不如陈澧,但可能更重要的,是官方色彩甚浓的学海堂,随着清政府的倒台,一夜之间成为抱顽固守的象征。相反,同治年间与陈澧齐名的朱次琦,却因其不肯就学海堂学长的事迹,被日后那些对学海堂提倡汉学不以为然的广东学人特别是反满人士认为是清末广东学术的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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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至1940年代前后,不少广东遗老已日暮西山。像学海堂文澜书院等机构,已经由半个世纪以前实实在在的政治中心变成种可有可无的文化象征。学海堂从广东以至中国的汉学重镇变成偏安在殖民地一隅的遗老讲堂。学海堂代表的学术潮流,也继续是革命元老和忠心于国民政府的人士的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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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堂的停办象征着经学在广东的发展告一段落,也见证着广东地方政治的重新组合。进入民国,鼓吹经学是那些视西学和新学为洪水猛兽者的一种反击手段。但是,对于接受新教育的学子来说,这些反击就显得有气无力,毫不吸引。不过,接受了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有他们的内部紧张,就是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的身份,去取代他们眼中的旧中国文化。他们在西方找不着中国,他们也不愿意在旧中国里找回中国,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意识,他们到群众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到乡下,和地方文化发生碰撞。正是这种新的国家意识的崛起,迫使地方读书人重新定义地方文化,广东人和广东文化,由此也增添了一番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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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又文和罗香林的经历也让我们想起了他们的前辈学者的经历。清末民国的广东学人,不少都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生活,与自己的家乡的联系是极为疏离的。对于学海堂第一、二代学长来说,广东在严格的意义上能不能算是他们的家乡,也值得斟酌。他们的祖父辈来自江南、浙江或福建等地,宦游或从商于广州,落籍于广州的附廓县番禺或南海。例如,本书第三章已经提到,学海堂最著名的学长陈澧,祖父辈是从江南迁到广州来的,父亲甚至因为没有落籍番禺,所以不能参加当地的科举,至陈澧一代才占籍为番禺县人。林伯桐先世由闽迁粤,遂世为番禺人;张杓祖辈为浙江山阴人,父游幕广州,杓入番禺县学为生员,遂为番禺人;张维屏曾祖自浙江山阴迁番禺,遂为番禺人;仪克中先世山西太平人,父以盐运使司知事分发广东,纳妾生子,克中奉母居番禺,遂为番禺人;侯康先世江南无锡人,祖父迁广东,遂为番禺人。(1)可以说,道咸年间像学海堂学长这类被认为是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一个真正本地的“根”,但他们却掌握着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极力为广东文化寻求正统性。(2)时至民国,像罗香林和简又文这一代学人,青年时期到上海、北京甚至外国留学,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来看,他们对于很“地方”的地方文化,并不见得有多少切身的体验。从晚清到民国的这些广东学人,大多以广州、香港、上海、北京这类大城市为他们的活动舞台,他们的地域文化观念,往往只能够托付在一省的层次上,才容易得到体现。就他们的仕途和事业而言,他们也往往处于国家与家乡的夹缝之中。在他们未能厕身中央的政坛时,他们回到广东,参与省内的政事;到他们无法影响政治时,他们又退到文化事务上去,掌握着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当他们无法定义当代的广东文化时,又回溯历史,界定广东过去的文化。在现实政治中失势,读书人只能凭借过去,为自己想象出一个当代的角色。
蔡小妖 //联想到藏书文化,也深受江南一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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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论述逻辑下,在中国,地方文化的存在,绝对不会对国家文化造成威胁,正如客家人在强调自己的特色的同时,并不会阻碍他们表达自己的中国人或汉人的身份。中国文化定义本身所具有的弹性,足以包容为统治者或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地方或民族特色。在中国,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的特色,也就越是要强调地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广府话和客家话与国语大不相同,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广府或客家学人在讨论他们的方言特色时,就非将其与“中原”或“古音”扯上关系不可。中国的地方和民族文化既千差万别,又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地方学人的观念中,地方的差异性完全整合到理想中的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中去。简又文提醒人们,“广东文化”之谓,其实是“中国文化在广东”之意,一针见血地让我们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文化”和“地方文化”的一体两面。如果“地方主义”有与中央分离之意,那么,“地方主义”绝对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地方文化观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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