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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在台湾《古典文学》杂志上连载的叶嘉莹讲唐诗的系列讲座。作者结合人物的生平和当时的历史来讲，分析深刻，入木三分，会让读者在领略诗歌的优雅与隽美的同时，更能体会到作者 …… [ 展开全部 ]
  • 作者：叶嘉莹
  • 出版社：中华书局
  • 定价：38.00元
  • ISBN：7101058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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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白 //陈子昂口号虽是复古，实际却是在创新。他的文学主张在唐代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从初唐到盛唐的一个转折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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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21-06-02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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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从商朝到周朝经历了政治文化的一次大改革，而周武王的成就不只是在政治上起兵革命，推翻了商朝，更主要的，是他革命成功以后所建立的文化制度。只能破坏不能建设这是不可以的。王国维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特别赞赏周朝。

他说周朝之所以了不起，就因为它不只是通过革命推翻了前一个朝代，而且立下了很多可以传世、可以长久、利益比较多而弊害比较少的制度。

那王国维为什么要写《殷周制度考》呢？因为他生在民国的革命时代，他看到很多人只知道革命的破坏，而没有为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真正可以绵延百世的有利的法则和制度，他是有鉴于此才写的。

所以做学问也要有做学问的眼光和见解，都是考证，有的考证就没有理想，有的考证则是充满理想的。
白夜白 //不破不立，破而能立更为重要。 王国维考证中的理想让我又想起了《觉醒年代》里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呕心沥血。 这个理想是什么？是国家，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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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21-06-01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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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这些，我们再来看杜审言的诗就会发现，他往往能够找到几个最恰当的字，把一个原本很复杂的景象写得那么浓缩，这是杜审言五律的一个好处。

还不止如此，刚才我们说初唐诗歌讲究一种配合的艺术。其实，晋代著名文学批评家陆机在其《文赋》的序中也曾说过类似的问题。他说自己写文章的时候，“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使我常常感到烦恼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适当的意思来配合所要写的题目；一个是有了好的意思,却不能够用文章恰当地把它传达出来。

而杜审言诗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他的“意”跟他“物”是相称合的；他的“文”也是能够恰到好处地传达他的“意”的。这首诗的题目是《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首联的“宦游人”点出来和诗对象是“晋陵陆丞”，“物候新”点出“早春”的季节；颔、颈两联都是写“游望”所见的景色，现在就只下“和”了。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白夜白 //文字浓缩精准；意称物，文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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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要衡量、批评中国的文学，不仅要有微观的认识，还要有宏观的认识。前者是说，你要对文学作品有很细微的观察，对于其艺术性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以及这些字、词的每一个作用，都能够有清楚的了解与分析；后者是说对于文学要有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你要是坐上飞机,往下一看，那每座山的走向就尽收眼底了。

所以，做文学批评一定要有宏观与微观这两方面的眼光才够。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初唐这些写近体诗的小诗人，就会发现，在整个文学史发展的长远的洪流中，这些诗人是不能够缺少的。假如没有他们对于声律的完成，以及对于各种艺术方法的运用，就不可能产生后来像杜甫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那样博大深厚的律诗。

他们是诗歌发展旅程上的垫脚石，是一个过渡的桥梁。
白夜白 //李白、杜甫的成就是站在无数人的肩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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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中，物与人起初是分开的，然后慢慢地并举，慢慢地合拢，最后蝉与人完全混合在一起，即蝉即人，即人即蝉，他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

这是骆宾王很有名的一首诗。
白夜白 //骆宾王的《在狱咏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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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经用叔本华的学说分析过天才与一般人的不同。他说，天才所在乎的往往是一种更高远、更长久的东西。

他举了一个例证，说人与昆虫相比，有些昆虫有成千上万的复眼，可是只能看到几步之内的东西，在短距离内，它看得比人要清楚得多；而人虽然只有两只眼睛，，却能看见那高山远海，天才与庸人的区别正是在这里。

那么天才果真就完全没有计较了吗？不是，他的计较不在这眼前的一切，而是在更高远的方面。

中国古人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舜、禹不是也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吗？我不也是这样吗?所以凡是有作为的人，就应该像舜、禹那样，而且不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文天祥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陶渊明也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之二)

古往今来，有这么多才人志土，你应该把你的标准放得高一点、远点。当然你可以要强，也可以要好，可要强、要好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别人的赞美，也不是为了胜过前后左右的人，而是因为你原本就把自己的标准悬得很高，你有一种要好的本心，你不能不要好。屈原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说，我所追求的标准是我的内心以为好的标准；我既然认为它好，就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追求它，即使遭到怎样的挫伤都绝不后悔。

这才是中国古代才人志士真正的精神品格，而陈子昂的这首诗可以说是道出了千古才人共同的悲哀，所以它的感发力量非常强大。

前面我们不是说感发的生命有质量吗？你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精金美玉是一块，朽木粪土也是一块。你这块究竟是什么？你一定要写出整个人类最深广的思想和感情，才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你的作品感染人的力量才会越强大。
白夜白 //眼界影响感发的力量，道出整个人类最深广的思想和感情，才会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作品感染人的力量才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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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诗歌有思想、有内容是不错的，可是片面地强调“文以载道”就容易陷到一个窠臼之中。

我们说诗歌不一定非要载道，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感发的生命，要使读者内心产生一种感动和启发。

以前我讲了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说他虽然把景物写得很美，却不能使你有很深刻的感动，这样的作品不会达到最高的境界。

另外，我讲了陈子昂的《感遇》诗，它的确给我们感动和启发了，可他是通过思索而得，是诗人先有了某种思想，然后假借一种草木鸟兽等等来表达的。

现在张九龄这首《望月怀远》，既没有“终古立忠义”，也没有“载道”，他只是写了人在月光之下的一种兴发感动，那么这样的诗算不算好诗呢?当然算。因为文学价值不是建立在道德价值之上的。

固然，诗歌的感发生命有大小厚薄之分，而道德价值有时可以影响诗歌感发生命的厚薄大小，但是，我们绝不是说，凡写忠
义、写道德的就都是好诗。如果你说的都是忠义，却不能给读者感发，这也不能算是好的作品。
白夜白 //给人兴发、感动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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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夜白 //孟浩然写情的方式：直接叙写情意，如同写风景只写外表一样；情景相生，把景物与感情打成一片来写；三是写情的本身，不假借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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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品格有欠缺，写出诗来，在心灵感情上就会突然有一段落空的地方，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我从很小时就读王维的诗，但总不能够有一种深厚的感动，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经过反省才明白，他缺少一种很真挚的感情的力量。诗歌永远是以感发为第一义的，只有感情深厚博大的诗人，才能写出深厚博大的第一流的作品。

而王维是以感受为第一的，尽管他天分很高，具有艺术家的眼光和技巧，但他始终不能够扩大、加深起来。

当然，王维也不是没有感情，你看他的一些小诗也是比较善于言情的，只是他不敢真诚地面对自己。

《易经》上说“修辞立其诚”，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作者，不管你写什么，第一重要的是真诚，你一定要说自己的话。
白夜白 //人品影响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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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洛阳女儿行》说：“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馀。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我们都觉得他写得很美，声调也很好听，不是吗？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王维的《洛阳女儿行》里边，隐含着一种贵贱、得失的计较。这说明作者的心中就存有这样的意念。

而李白这首诗《长干行》完全是朴素、纯真的。同样写女孩子的感情，但表现出来的品质不同。这和作者内心品质的不同有直接关系。
白夜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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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的诗写得好，一方面在于他写得非常形象化；一方面在于他常常表现出一种对比的张力；再一方面就是他说话的口气非常好，非常有力量。
白夜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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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收藏 0条评论 2021-06-16 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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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鹳雀楼》这首诗“气象”写得好。

太阳向哪边落？太阳向西方落。河水向哪边流？河水向东方流。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作者站在高高的楼上，把视野的范围扩张得非常开阔广远。你要知道，当一个人的眼睛看得很广远的时候，他的思想也会随之广远，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是如此。

但陈子昂那首诗和王之涣这首诗也还有所不同：陈的那首以写感慨见长，把内心的感慨写得那么具体，那么富于感发，那是陈子昂的好处；王之涣的这首以写景色见长，把景物写得这么开阔博大这么富有余味，这是王之涣的好处。

王之涣的特点是不把他的感慨直接说出来，他把读者摆在他那开阔高远的景物之中，让你自己去体会，而且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还不算最高、最远，他说你“欲穷千里目”，还要“更上一层楼”。

古人说这首诗有“尺幅千里之势”，那不仅是因为他写了极为开阔博大的景物，而且他还有一种极为开阔博大的胸襟怀抱在里边。这就是我所说的“气象”。
白夜白 //登高能望远，望远能开阔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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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有章法上的安排，是通过对句来转换的。我们说过，七言古诗本来不需要对句，可是高适常常中间用一些对偶的句子，使诗在松散之中有了一种严密整齐的感觉。

不但是写诗，文学创作也是这样，你全用散的，文章就太散了；完全用骈的，文章又太死板了，所以骈散要配合。

你完全用叙述也是太散漫了，所以你要用形象；完全用形象又太死板了，所以也要有叙述。

文章如此，诗也是如此。高适诗里有时是散的，有时是骈的。
白夜白 //写诗作文要骈散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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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王昌龄的诗以言情胜，高适的诗以用意胜，岑参的诗以写景胜。“胜”，就是以这个见长,以这个为好。

对岑、高两人来说，他们的体式都是七言歌行；而王昌龄的体式则是七言绝句。以他们三个人为代表,形成了唐朝边塞诗中主要的三大类别。

高适的诗气骨是很好的，气骨表现在声调、口吻，也就是他说话的声音、他句子的结构。这些应当属于形式。而刚才我们说的言情、用意、写景，则属于内容。

从表达的形式来说，岑和高两个人的诗其实都是以声调取胜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用的都是七言歌行的体式，这种体式是比较自由的，不像七言绝句有那么多的限制。我以前讲乐府诗时说过，乐府诗可以有杂言体，句子可以有长短的变化，尤其是歌行，它如跑马驰骋，那步调可以有缓急快慢的多种变化。这是七言歌行与七言绝句的不同。

高适和岑参都用七言歌行的体式，但高适的诗以用意取胜，所以他注重内容，写了许多士兵的痛苦与将帅的豪奢。而岑参写了很多送别的诗，他不能够像高适那样有意讽刺这些将帅，只能赞美他们，所以他就只能从声调、口吻和对边塞景物的描写上取胜。边塞的景物确实是不同寻常的，我们没有到过边塞的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景物,再加上七言歌行的体式使他可以在声调、口吻上有自由的变化，所以就能够给人一种很新奇的感觉。这就是岑参诗的特色了。
白夜白 //王昌龄的诗以言情胜，高适的诗以用意胜，岑参的诗以写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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